古今和歌集:物名歌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Маяковский，1893年7月19日出生，1930年4月14日自杀于莫斯科）出生于一个低级林务官的家庭。他很早便开始接触革命运动。1905年革命的浪潮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906年父亲去世后，一家人迁往莫斯科，他从在他家租房的进步学生那里进一步接受革命影响，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并且在1908年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在1908—1910年间曾3次被捕，皆因“年幼”和“证据不足”而获释。在第三次坐牢期间，他阅读了许多文学作品，包括同时期已经颇具影响力的象征派作家的作品。获释后他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认为党的工作和“社会主义艺术”之间存在对立，他脱离了党的组织，开始从事“社会主义艺术”。

1911年，他进入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校，在那里结识了“俄罗斯未来主义之父”Д. 布尔柳克，在其影响下开始诗歌创作。1912年他和布尔柳克、克鲁乔内赫、赫列勃尼科夫一起发表了立体未来主义的第一部宣言《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在这本文集里，登载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最初两篇诗作《夜》和《晨》。随后，马雅可夫斯基参加了未来主义者们在各种场合举行过的许多惊世骇俗的活动，因此而被学校开除，但这恰恰促使他把自己的命运与诗歌紧密联系起来。

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创作从一开始便明显表现出其强烈的城市情结和反叛意识。这些因素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诗人的童年，他在《我自己》（1922，1928）一作中记录了他第一次见到电灯给他带来的强烈印象：“看过了电灯光之后，我对大自然就完全失去了兴趣。那是没有改进过的东西。” 在他入学考试时，由于他未能说出“око”一词的古斯拉夫语义，因而对“一切古代的东西，一切教会的东西，以及一切斯拉夫的东西，一下子全都痛恨起来” 。因此，他最初的作品中所描绘的光怪陆离的都市景象，绝非是繁荣、和谐、美好的理想家园，相反充满了诗人对物欲横流、人性扭曲的愤慨。在未来派中间，他最突出地把诗体的大胆改革与思想中的反叛意识结合在一起，这个“无价词语的浪费挥霍者”唾弃那些脑满肠肥的男男女女（《拿去吧！》，1913），宁愿和“神经质”的小提琴一起对抗麻木而喧嚣的大鼓和乐队（《小提琴也有些神经质地》，1914）。

1914年，马雅可夫斯基等人漫游俄罗斯，在敖德萨他曾经有一段不成功的爱情经历。这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催生了诗人第一部杰作长诗《穿裤子的云》（1915）。这部长诗和他的第二部长诗《脊柱横笛》（1915）都是献给莉·勃里克（1891—1978）的，两人的情感经历在诗人的生活和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此后，他曾与杂志《新讽刺》合作，创作过一些锋芒尖锐的讽刺作品，如《法官赞》（1915）、《学者赞》（1915）。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诗人心灵以剧烈的震撼。他曾一度报名想去当志愿兵，但是很快诗人就产生出强烈的反战情绪，他为那些成为战争牺牲品的人感到痛苦。他的长诗《战争与世界》（1915—1916）和《人》（1916—1917）在对罪孽深重的社会给予否定和揭露的同时，呼唤着新的、“自由的”人的诞生。

马雅可夫斯基满怀欣喜地迎接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他把十月革命称作是“我的革命”，并且“到斯莫尔尼宫去。工作。做了该做的一切” 。他的短诗：“你吃吃凤梨，嚼嚼松鸡，／你的末日到了，资产阶级。”（余振译）成为攻打冬宫的水兵们喜爱的歌曲。他以高度的热情投身到新生政权的文化建设之中。在《给艺术大军的命令》（1918）中呼吁：“街路——我们的画笔。／广场——我们的调色板。／……到街头去，未来主义者们，／鼓手和诗人！”（丘琴译）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把政治信念和未来主义尝试结合起来，先是组成“共产主义的未来主义”（简称“康夫”），后来又组成“列夫”（“左翼艺术阵线”的简称）。他本人也与俄罗斯电讯社（简称“罗斯塔”）合作，创作各种宣传诗，同时也形成新的诗歌观念，即诗人是劳动者，诗歌应该与生活融为一体，成为推动革命实践的宣传口号。

他的《向左进行曲》（1918）创作于新生的共和国与协约国对抗的历史背景之下，“公社决不能被征服”成为诗歌的核心思想内容。这首诗是为水兵写的，全诗气势磅礴，热情激昂，铿锵有力，富有号召力。反复强化的“发口令”似的呼喊，配合队列行进的节奏，表现出“千百万人”克服种种险阻，推动历史进程，奔向光明未来的信心和勇气。在诗的末尾处，诗人写道：“无产阶级的手指／掐紧／世界的喉咙！／挺起英勇的胸脯前进！／看无数旗帜满天飞舞！／谁在那里向右转？／向左！／向左！／向左！”（丘琴译）

1920年，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了长诗《一亿五千万》（《150000000》），这部被称作“英雄叙事诗”的作品充满大胆的夸张和奇异的想象。在作者笔下，一亿五千万俄罗斯人民化作勇士伊万，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向以美国总统威尔逊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进军，进行“最后的斗争”。靠金钱和奴役建立的庞然大物，无论怎样标榜先进、开明、富有，在强大的饥饿大军面前都显得无力抵抗。作品的最后，在过去的撒哈拉沙漠、而今的绿色广场上，人们一起举行十月革命的百周年纪念，欢庆胜利，缅怀先烈。和作者创作的《宗教滑稽剧》一样，长诗试图反映的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世界革命的思想情绪。作者运用大量刺眼的数字来构筑自己的语言意象，风格豪放，词句铿锵，充满高昂的浪漫激情。但是这种过度的夸张与想象，也引起许多非议，特别是曾经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

与“罗斯塔”的合作，使诗人的语言和诗风有了相当明显的改变，他早期的对形式和音响、对语言和形象闹剧效应的过度追求逐渐减弱，文体与主题的结合越来越趋于协调。在保持高昂的革命理想的同时，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和批判才能也得到多方面体现。

1924年，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了长诗《列宁》，这部长诗为悼念列宁逝世而作。长诗核心部分是对列宁一生革命实践和建树业绩的回顾和赞颂，诗人努力将这位革命领袖塑造成为顺乎历史潮流应运而生的新型群众领袖，列宁伟大而又平凡，他的思想和历史活动都与党、阶级、民众的事业密不可分。长诗《好！》（1927）是诗人为纪念十月革命10周年而创作的。他在《我自己》中谈到这首诗时说：“我觉得《好！》是一篇纲领性的东西，正如《穿裤子的云》在当时一样。限制抽象的做诗法（夸张、虚饰而自负的形象），创造处理新闻和鼓动材料的方法。” 全诗以叙事为主，在作品的前一部分诗人记录了十月革命的斗争岁月，紧接着回顾了共和国的艰难成长过程，诗的末尾是对共和国今天景象的赞美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他赞颂共和国是“劳动与战斗中的人类的春天”，并且为能在这片“青春的土地”上生活和劳动感到幸福和骄傲。

马雅可夫斯基一贯努力捕捉历史脉搏，即使是在爱情这种个性事件中也要寻找普遍的生活进程，如献给莉·勃里克的抒情长诗《我爱》（1922）和《关于这个》（1923），同时这种对普遍生活进程的掌握，又总是带有个性特征，突出自我的感受，如《致奈特同志——船和人》（1926），等等。他在许多诗歌作品中，都经常强调“我的”，这个“我”有时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而有时则带有强烈的自我个性。他对诗歌的理解也是如此，在《和财务检查员谈诗》（1926）中，要求尊重诗歌劳动的特殊性：

诗——

就像开采镭矿。

采得一克镭

需要终年劳动。

你想把

一个字安排妥当，

就需要语言的矿石

几千吨。

《纪念日的诗》（1924）对普希金在当代的诗人使命做了独特的阐释，而在《致谢尔盖·叶赛宁》（1924）中，尽管他不认同叶赛宁的悲观绝望，认为把生活弄好比死更难，但是他肯定诗人的创作天才，抨击那些无端诽谤和拙劣吹捧诗人的人，认为叶赛宁的去世使“人民，……丧失了／一个响亮的／高歌豪饮的帮手”。

马雅可夫斯基在20年代创作了许多讽刺作品，对苏维埃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许多弊端和恶习予以揭露，但与革命前对“脑满肠肥”者的讽刺有了很大不同。他的《开会迷》（1922）辛辣嘲讽了文牍主义的官僚作风，曾受到列宁的好评。《败类》（1920—1921）一诗指出市侩习气由来已久，对新生活的破坏作用甚于拿枪的敌人。而《胆小鬼》（1928）和《官老爷》（1928）则直接批判了唯唯诺诺、欺上瞒下、仗势欺人等官场恶习。

马雅可夫斯基在20年代曾作为文化代表，出访过欧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并写下“巴黎组诗”、“美洲组诗”等主要以批判资本主义世界为主题的作品，如《巴黎》（1923）、《黑与白》（1925），等等。

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曾筹备举办个人创作20周年展览会，并创作长诗《放开喉咙歌唱》（未完成）。他试图以此为自己的创作做出总结，但是长诗只完成了序曲部分。在作品中，诗人认为自己以战士和劳动者的姿态，记录了时代的风云变迁。无论有些人如何反对他，说他不会写诗，指责他的诗粗糙、浮浅，但是他的诗依然像历史的“遗迹”和“化石”一样，留给后人去认识诗人所处的时代。

尽管马雅可夫斯基努力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跟随时代的步伐，但是在20年代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他的思想艺术主张和艺术实践都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指责和冲击，尤其是他与“岗位派”和“拉普”某些代表人物之间的斗争，使他的处境更为复杂和微妙，加上个人感情方面等种种原因，促成他悲剧的死亡。他于1930年4月14日在自己的住所开枪自杀。

长诗《穿裤子的云》

长诗《穿裤子的云》是马雅可夫斯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作品最初曾打算以《第十三个使徒》为题，但是当时出版审查时未能通过，并且被删去了六页的内容。检察官不仅怀疑这样的题目有何出处，而且质问诗人怎能够把抒情诗和那么粗野的用语连在一起。对此诗人回答说：“那好吧，如果你们愿意，我就做个疯子吧，如果你们愿意，我就做个最温柔的人，不是男人，而是穿裤子的云。” 长诗的名称由此而来。在1918年作品再版时，作者加入了被删节的内容，恢复了作品原貌。

在第二版前言中，诗人认为这个作品“是当代艺术的基本思想”，“‘打倒你们的爱情’、‘打倒你们的艺术’、‘打倒你们的制度’、‘打倒你们的宗教’——这就是四部乐章的四个口号” 。可以说，这四个口号代表了作者创作思想的核心，但是却不是长诗四个部分各自独立的主题，而是贯穿于整个作品的各个艺术环节。

作品的叙事基础是诗人当年在敖德萨的一次不成功的爱情经历。作品的主人公是22岁、“奇伟英俊”的诗人，他在痛苦煎熬中期待恋人玛利亚的到来。当“十一点倒下了，／就像死囚的头颅从断头台上滚下”，终于盼来的恋人却意外地告诉诗人：“我要出嫁了。”在金钱和爱情之间，她选择了前者，于是她成为了“非让人偷走不成”而“已经让人偷走了”的蒙娜丽莎。诗人内心中的“我”仿佛已无法被身躯容纳，快要挣脱出来。这挣脱不出来的内心，变作如火的词语，化为要持续几百年的“最后的喊声”。这吼声便是要给“人们所创造的一切／打上两个字：‘虚无’”。诗人强烈地否认那些虚假爱情的胡言乱语能代替赤裸裸的生活真实，在物欲横流的都市里，只有两个字“越来越胖”——“流氓”和“红菜汤”。它们不能用来歌唱美丽的姑娘、爱情和带着露珠的鲜花，但是诗人觉得，皮靴里的尖钉比“歌德的幻境”更可怕，“生活的一粒最细小的微尘／比我将来和过去所做的一切还要贵重”，“麻风病院似的城市中的劳改犯”比威尼斯的蓝天更洁净，“血管和筋肉——比祈祷更可信赖”。在诗人眼中，“一九一六年／戴着革命的荆冠正在行进”，诗人就是它的先驱者，他愿意把“血淋淋的灵魂”交给人们，作为旗帜。诗人鄙视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那些“谢维里亚宁”之流的“诗人”，他们沉浸在温柔乡里，流着“几世纪流不完的泪”。而在此时，“饥饿的人们”正拿起“石头、炸弹和刀子”前进，要“把所有的礼拜一和礼拜二／用鲜血都染成红色的节日！”天空中颤抖着《马赛曲》一样鲜红的晚霞。当吞噬一切的夜晚来临，诗人借酒浇愁，他无法指望世人的关怀和拯救，渴望灵魂的解脱。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玛利亚的身影，相比之下，生活中的玛利亚远比圣像中的更让诗人向往。他用温柔的词语像基督徒祈祷上帝赐予“日常的饮食“一样祈求爱情：

玛利亚，挨近些！

不管在赤裸的无畏中，

还是在恐惧的战栗里，

但是请把你含苞待放的美妙的朱唇给我：

我同我的心一次也没有活到过五月，

在我经历过的生活中

只有第一百个四月。

诗人渴望的不是虚幻的情感寄托，而是实实在在的肉体，他珍惜它就像残废的伤兵珍惜“自己唯一的那条腿”一样。他逼问“万能的上帝”为何不愿意满足这样真诚的愿望，并且因鄙视他只不过是“无能又渺小”的“小偶像”而准备把刀相向，要让“屠杀”再次染红天空。诗人大声呼喊：“喂，你！／天！／脱帽！／我来了！”然而回答诗人的是一切寂静。“宇宙入睡了，／把它那爬满壁虱似的星星的大耳朵／搭伏上它的脚爪。”

《穿裤子的云》是一首爱情诗，但是作品的核心却不落足于纯属个人隐私的情感世界。他把个人爱情置身于整个时代社会和人类精神世界中，对真正爱情的强烈渴求伴随着对现实社会的无情批判，这种批判有时甚至达到“虚无主义”否定一切的程度，这也是诗人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类似的主题和形象在他同时期的抒情诗以及戏剧中都有反映，但是其表现深度和强度都不如这首长诗。

在艺术形式上，这部作品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诗人的每个章节长短不一，以情绪表达为结构基础。他采用的是以往罕见的重音诗律，诗行的构成以重音音节数量为核心，突出了语调重心所在，大量呼语或类似表达的使用，使作品具有强烈的宣言或者论辩的调子，而大胆的音韵更加强了作品的音响效果，有振聋发聩的气势。在语言表达上，长诗更是独树一帜。诗人把古词和俗语杂列，让优雅与粗野并存，大胆的夸张和想象、奇异的比拟和隐喻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尽管有时让人感到过于乖张、不协调，但这正是诗人所刻意追求的一种创作风格，对于传统抒情诗过于严谨和和谐所带来的“审美疲劳”和“意象乏味”是一个重大冲击和挑战。

马雅可夫斯基是20世纪初俄罗斯诗歌史上一位最具创新精神的诗人。他一生都在致力于紧跟时代步伐，努力寻找新的主题和表现方式。他在词语使用、形象塑造等方面的过人勇气和创新精神，体现出诗人非凡的艺术创作天才。在他富有成效的创作影响下，重音诗突破了传统音节重音诗一统天下的格局，为诗歌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而他后期的“阶梯诗”，虽然时常是标准音节重音格律，但是通过不规则的分行，突出了诗句的语气重心和情绪变化，使诗歌从视觉上就能感受到内在节奏和情绪的起伏，这无疑是一种创新，并且为日后的许多诗人所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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